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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年再回首

　　　　　　　　　　　　　　　　　　　　　——何西来先生访谈录

    何西来简介：

　　1938年生，陕西临潼人，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一年。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副所长和《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及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资料中心学术顾问。

　　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探寻者的心踪》、《文艺大趋势》、《新时期小说论》（合作）、《横坑思缕》、《文学的理性和良知》、《绝活的魅力》、《艺文六品》、《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合作）、《文格与人格—艺术风格论》，主编《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合作）等。

　　通完电话，正在何老家楼下的电梯门口。很意外电梯门一开就碰上了何老：“呀哈，你们好啊！”——穿着运动鞋和运动裤，立着一米八几的身子。我们又惊又喜，忙称呼“何老师”，现在想想，似乎叫“师兄”更确切些，尽管与何老有将近50岁的差距，或者可以叫“大师兄”。四楼, 电梯到了，何老领着我们走进了这栋老式的楼，走进了他的世界……

◆ 初 到 人 大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向何老送上了人大七十周年校庆的一套明信片，何老饶有兴致的翻着）最近几年人大校园变化很大，何老师去看过吗？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去过的，人大我是经常去的。不过当年我在人大读研究班的时候，是住在张自忠路那边的。知道吧？

　　记：知道知道！就是铁狮子胡同。您当时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何：（把头往后一仰）啊，我是五十年代末到的人大，读的“文艺理论研究班”。当时还没有中文系呢。这个研究生班是在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指示下建起来的，是文学研究所（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办的，最开始打算和北大合作，没谈成，人大接过来了。当时人大的校长就是吴玉章。这个研究班阿，主要是根据当时反修的需要，要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人才。我们是第一期的学生，班主任是何其芳，副班主任是何洛，一共就是四届。

　　当时在这个研究班读了四年，就住在铁狮子胡同，人大主要就是管我们吃住，教学是直接由文学研究所负责的。我就住在最东南角上，二层。

　　记：文学研究所办的第一届研究班，招生的要求一定很高的吧？

　　何：是有资格要求的。要是共产党员，还要有2年以上的教龄或者工龄。我刚从西北大学毕业一年，只有一年工龄，但也来北京参加了考试，最后算是被“破格录取”了吧，哈哈。我们一个班最初进来的时候有30多个人，最后读完四年毕业的只有20多个了。这个班上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的啊，最大的有40多岁，我呢，二十出头，是最小的，同学们都叫“小何”“小何”的。（笑）

◆ 沐 浴 春 风

　　记：当时上的都有哪些课程呢？

　　何：我们也上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和美学。何其芳是我们的班主任，上课的老师也都是他定的，都是当年国内最顶尖的学者。像我们的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是罗念生上的；法国文学，莫里哀，是李健吾上的；德国文学呢，是冯至上的；还有，嗯，印度文学请的是季羡林，丹麦文学请的是叶君健，给我们讲楚辞的是游国恩，讲诗经的是余冠英。像讲《西厢记》的王季思老师啊，每次都是从广州坐飞机飞过来给我们上课，上完又飞回去。何其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是下了很多功夫，不惜重金，给我们上课的老师的待遇都非常好。

　　记：（十分羡慕地感叹道）现在的学生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这些大师了。

　　何：（笑）我还记得吧，我们去听朱光潜先生美学史的课，他长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门，头发都白了，讲课特别的严格，总爱顺着名单一个个的提问。有一次问到我，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问题，我是看了书的，最开始觉得答得还不错，但他步步追问，问得我最后都说不出话来了。

      还有像李健吾先生，每次讲课都穿着西装，但是他比较胖，穿起来显得快撑破了一样。他上课的时候很有激情，讲到莫里哀的戏剧的时候，有时还给我们表演一段，学着贵妇人的样子。（笑）

　　记：这么多的名师，哪一位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何：还是何其芳的影响最大。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也给我们上课，整个研究班的设置、教学、和教育风格，都是何其芳先生定下来的。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一流的授课老师，要囊括古今中外的教学内容，过去的理论和新兴的思潮并重，他请的老师很多都是当代思潮的代表人物，包括一年很年轻的老师。还有就是毕业以后，我和王春元两个人被他招进了文学研究所做了研究员。

◆ 窗 里 窗 外

　　记：您在59年进入文学研究班，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你们的读书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何：那时正是大的局势动荡的时候啊。58年大跃进，到59年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接下来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入学的时候每人每月有36斤的粮食定量，后来要减，很多人都减到只剩20来斤，很多人都浮肿了，可是他们认为年纪最小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同意减我的量，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保持了36斤定量的人。可是就是这样，我也常常觉得没有劲，要上楼回宿舍都难。但我至少没有浮肿。所以那段时间我们不搞运动，就是好好读书。

　　记：那除了上课读书以外，就没有别的活动了？

　　何：有啊，我们会一起去北京人艺看戏。我们还写文章，我们班有一个集体笔名叫“马文兵”，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群小兵的意思，在六十年代初的文坛上小有名气，主要写的是“反修”的批判文章，里面的观点现在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当时写“反修”文章写得太多，耽误了学习，所以我们一致要求将学制延长一年，所以我们本来应该修业三年，但是最后读了四年。我们这个班，出了不少8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骨干，有全国性的影响。像人民日报的廖俊杰，像戏剧界的谭霈生。06年的时候，我们办过一次聚会，只来了十多个人，好几个都已经过世了。（语气略为沉重）

◆ 寄 语 年 轻 一 代

　　记：对于像我们这样，正在接受教育的文学院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和期望吗？

　　何：当代的中国文学不景气，诗歌、小说等都有走向歧途的倾向。我的观念是，文学是要经世致用的，文学应当关心国运民生。文学有发愤抒情的功能，但这种抒情绝对不是只限于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学可以玩，但不能都玩。文学作品要关注大众，它是要给大众读者看的，就应该从大众中来。文学的灵感来源于社会的潮流发展，文学的创作也要与其一致。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知识分子有承担民族思考的使命，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就要有责任感，要有益于社会。这是我的信念，也希望年轻人能够听取。

结语：  随着采访的进行，天色也渐渐地暗了。夕阳似乎就要融入小窗外的护城河里去。就在采访结束之后，何老仍然意犹未尽地跟我们讲起了当年毕业之前，人大吴玉章校长本想留他在刚成立的中文系里任教，但最终还是去了文学研究所的事。“我和人大还是很有感情的。”何老说道。我们提出要合张影，何老爽快地答应了，便拉亮了房间里的灯。橘色的灯光淌过木制的书柜，满墙满屋的书和朴素简单的家具，充满了这个小小的房间，平实而温暖，恰似那用岁月酿成的如歌的智慧人生。

采访者：林晴   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