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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3-12
来源:校友
欣慰的记忆:绵绵师生情
蔡钟翔
如果有人问我:在你的记忆库里沉淀下来的最令人欣慰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师生交往,是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我的教学生涯忽忽已超过半个世纪,我将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不仅无怨无悔,而且看作是我的幸运,看到学生的成长,心灵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回想我初到人民大学任教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当时我校招的大都是调干生,所以我的学生中有比我年长十来岁的。屈指算来,他们现在都已是耄耋老人了,有的已经作古。凡至今还与我保持联系的,见面时分外亲切,还尊称我为“蔡老师”。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为师生,他们都有一节光荣的革命经历,听他们读往事,就如同读历史、读革命小说一般,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他们是我的够格的老师。
读起师生交往,我不能不想起“文革”前两年一段特殊的生活。那时领导号召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我便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吃饭、睡觉都在一起。白天学生去上课,我便帮助他们整理内务,擦桌椅、倒痰盂,让他们回来有一个整洁的环境。凡上政治课,我也去旁听,以便我教的语文课与之配合。一到晚上,我在辅导室里坐下,便又学生络绎不绝地询问学业,以至随便聊天。这样持续到深夜十二点,才上床睡觉,我听到他们的鼾声,闻到他们的脚臭。这种生活方式,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才结束。这样与学生完全混在一起,是极“左”教育思想引领下出现的奇特现象,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因为教师没有时间读书,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甚至没有时间备课,归根到底对教师、对学生都是不利的。但这段生活也让我尝味到了与学生零距离接触的乐趣。这两届学生与我结成的亲密友谊,是任何一届都无法比拟的,我触摸到学生的脉搏,洞悉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同此上课更能有的放矢。我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最近这批毕业老校友在北京组织了一次难得的聚会,许多人是远道从外地赶到北京来参加的。他们没有忘掉我,指名邀请我这个外系交公共课的教师共进午餐。这些四十年前的学生,当年的小孩子为今已到了花甲上下年纪,形容已改,可谓相见不相识了,但只要一提姓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童稚的形象。有一位学生说,他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反复介绍了“蔡老师”对他的教导,所以虽然从未谋面,却是熟知我这个人的。我听了以后简直感动得无以复加。
叫我没齿难忘的要数人大复校后录取的首届就是78级中文系学生,这时高考停顿10年后积极的大批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都来应试,这是人才的大会试、大比拼。所以78级几乎人人都是优秀拔尖的苗子,这班学生的总体特点是颖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一点就透。他们使我真正理解了体味了“教学相长”这句老话。他们时时催促我去深入思考,迹坚求通,去积累知识,扩充腹笥。尤其在和他们切磋学问时,往往使我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发现了许多研究生的“生长点”。他们中少数优异者在就学期间已经初露头角,小试锋芒。毕业后又有一批人声名鹊起,成为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新秀。在这班毕业校友中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如著名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本校国学副院长袁济喜、著名文艺评论家吴方(惜已英年早逝)、著名电影剧作家马军骧、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王毅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群英荟萃的班集体。
以后陆续带了几届研究生,与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犹如家人。他们是我的学术对话者和助手,我是他们的引路人和研究成果的第一评阅人。研究生实际上在鞭策我严以律己,不仅学为人师,还要行为世范。带研究生外出作社会调查,也是一大乐事。确实体会到古人所谓“读完眷属,行万里路”的真谛。像我们研究古代美学,不去实地考察古代的艺术遗迹,乃至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创造,就很难深切理解古人美学理念的内蕴。我们一路上寻胜访古,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进入了风光无限的大课堂。一个导师带几个研究生,真有点像西行取经的唐僧带着悟空、八戒、沙僧,有人前行探路,有人殿后负重,跋山涉水,云游四方,何其壮哉,何其快哉!不少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展示了卓越的才能,做出了斐然的业绩,真应验了“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谚语。他们也没有与我断绝往来,每逢佳节都要来我家探望,即使在百忙中抽不出身,也会打电话来表示问候。他们的成就主要是靠自我的努力,但我也分享到一分成功的喜悦。
退休以后,我不再上课,不再带研究生,但仍然交了不少“小朋友”。他们愿意去我家客厅里促膝长谈,从学习到人生,谈笑风生。我谈我的感悟,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他们也向我倾诉衷曲,毫无代沟的阻隔。他们带来了青春的气息,是我仿佛年轻了许多。
我当教师一辈子,从学生那里受益匪浅,如果真能投胎转世的话,我愿再执教鞭,为教书育人奉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