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发布时间：2010-03-11
来源：校友
潘天强
十年，又一个十年。生命的秒表的的嗒嗒作响，岁月在梦中游走，时光在浑然不觉中离去。回头一想，我来到人大已经快三十年了。学生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每年有新生入校也有老生毕业。就像花开花谢、叶绿叶落。学校这棵粗大的树干上，老师就是那些伸向四方的枝丫，承受着无数片树叶和花朵的发芽变绿开花结果长成和离去。周尔往复，年年如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惊不起什么心中的波澜。直到最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八三级的毕业生二十周年活动拉开序幕，时光又被拉回到那个年代，那个简约而又美妙，坦诚而又梦幻的年代。
一、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应该属于赶上恢复高考末班车的那一批人，1979年我在江西的农村和工厂摸爬滚打10年以后，趁着在工厂三班倒的间隙玩命似的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在25岁那年考上了人大中文系，彻底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毕业之时一个偶然的错位，我被留在学校当了老师。我是经历了文革全部过程的那一代人，文革灾难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扎，学生斗老师，老师也整学生，所以大学毕业时我并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但是最终服从分配留下来以后，我想以我自己的经历创造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所以当系里让我在毕业那一年接任83级新生班主任的时候，我很有信心的要把这第一份工作做好。那年我29岁。此后的四年，我在这个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虽然结局并不圆满，但是20年以后再看看这些60年代出生，如今已近40出头的年轻人，还是生发出有关人生的种种的感慨。因为他们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汹涌大潮一路走来，如今都成了社会中坚。而那四年的经历，不仅储存在他们的记忆里，也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这一段的痕迹永远挥之不去。
1983年，那还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我自己经历了大学四年的洗礼，有许多冲动和想法。我自己很清楚，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所以在这个班还没有报到以前，我已经记下了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从档案中了解了他们的家庭状况，并且根据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平均搭配的原则分好了他们每间8个人的宿舍。现在看起来人生的命运自己是难以掌握的，也可能就是我那时无意之中分派的宿舍，就造就了一些同学性格的最后形成，以至于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因为现在看起来那些无比拥挤的宿舍里发生了无数的故事。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的角力场，对于这些刚刚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的年轻人，宿舍同学之间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性格的相互碰撞对他们来说关系太大了。
新生报到的日子是愉快的，那时候没有父母和亲属送行这一说，绝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来到学校，只有李海燕是家里人送来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亲戚。但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心想上大学的人还需要大人送来，太没用了。这些充满新奇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就能叫出他们名字，简直都惊呆了。张琼华后来说那第一感觉实在太好了。其实我在这之前都背诵了好几天。
这个班40位学生，来自全国各个省市，除了北京以外，几乎都是每个省2人，而且都是一男一女，所以这个班是男女各一半，这种看似很有创意的搭配，最终却没有造成一对这个班的男女成为最后的夫妻，实在也是极大的遗憾。最北边的王勇、张雅洁、李英海来自黑龙江，最南边的肖云、张琼华来自广西和云南，最西边的段锦华和魏红霞来自新疆，最东边的李海燕来自山东青岛。他们几乎都是各个地区的高考精英，怀着无比的热情和希望来到人大这所全国重点院校。
二、校园里的日子
我毕业后住在红三楼二层的一间小屋，和另一位老师合住。我的住地离83级的学生宿舍学一楼只有几步之遥，我那时还是单身，留在中文系的写作教研室，兼做团总支的工作，心情也不大愉快。当了这个班主任以后反而觉得充实了许多。在头两年我几乎天天在学生宿舍里转，同学也常常到我的住处聊天。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我的年龄比这些学生年长10到12岁，而且曾经有10年的工作经历，所以当时自己有一种牧羊人的感觉，满怀信心要想在四年之中培养一批有个性有学识的国家栋梁之材。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村和工人家庭，比如我看到汪志勇的档案中写道他来自安徽铜陵青草乡青草中学，我几乎都闻到了草根的香味。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努力闯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彻底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甚至改变了自己家庭的命运。从2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是当时的高考制度为我和他们这些人改变命运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而且当时的大学完全的公费的，不但不交学费，国家还有足够生活的助学金。我想如果没有这两条，这个班的学生绝大多数可能还在农村耕地，或者在城里的工地打工。而现在他们许多人都成了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这样看来我们的这20年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彻底失败的，如今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已经把布衣子弟挡在了大学门外，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制定人可能就是当年这一公费制度的受益者。
和如今社会诚信极其低下不同，当时的档案和个人陈述都是真实的，我作为班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定夺助学金的发放，我几乎完全根据档案的记载和个人的陈述决定了助学金的等级，而且这一等级四年不变，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没有听到一句分配不公的抱怨。看来我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对当时助学金发放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毕业以后很多年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常常和我谈到当时那十几块钱的助学金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就是每月这十几块钱不但可以吃饱饭，还可以买书、买衣服甚至还有人把钱寄回家。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现在许多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的农村青年不就这样被埋没掉了吗。
按照我的理念，我希望这个班如果要有特色，就必须有一批思维活跃，敢于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学生作为榜样，以此影响其他同学。所以只要不是太离谱，我对偶尔违反的纪律的现象管得不多。让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果然这个班级在中文系显得非常突出，他们许多人在中文系和学校担任学生干部，文娱体育活动方面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21位男生中，马彤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毕业以后马彤和我来往最多，我去多伦多时，经常是他车接车送。然而当年马彤确实让我最头疼的人物，因为他在班上显得太强势了，那张无遮拦的嘴，和那些脱口而来的幽默让人哭笑不得。但马彤思维极其活跃，文章显得才华横溢，所以我也不想过多地压制他的思维。但是他在宿舍里不断演艺的恶作剧，让那些从农村来的同学苦不堪言，以至于当马彤在去密云劳动前对冯成德使用暴力以后，我只好用纪律来压制他的行为。王勇绝对是班里的核心人物，他的领袖才能处处显现无遗，这四年中他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段景华是成长最快的同学之一，他在学校时和我交流最多，也是我的极佳的谈友，以至于他离开以后我一直有庄子失惠的感慨。后任的三位班长宋西本、宗金柱和张文也为班里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个班还有一大风景值得一提，就是美女如云，19位女生个个楚楚动人。因为在83级之前，人大中文系的女生的姿色一直令人失望。记得上学时78级有位比我还小的老兄住在我的宿舍，他描述他第一天报到时见到他们六十多人的班只有十几位女生，而且大部分惨不忍睹，绝望之余死的心都有，我听了差点喷饭。自从我当上这个班主任以后，常常有些并不太熟的研究生跟我凑近乎，悄悄地打听某某女生的情况，当然我还是好心规劝不要想吃天鹅肉。在我比较熟的一个研究生班里，他们不知什么时候自发地评出了83级的四大名旦，那时还不太好意思直呼美女。现在公布四大名旦的经典版本可能没什么问题了。但还是留一手让大家猜一猜。其实从我这里看，当然女生的姿色很突出，但我觉得这个班的女生突出的文笔和才艺更加让人钦佩。
三、遗憾的离别
86年武钢实习回来后我就结婚了，搬到现在双安商场旁边的青年公寓，当时还是那一带最高的建筑，分房以后一大帮同学帮我去打扫卫生，简直羡慕不已。说是要是分到这样的住房，一辈子都满足了。紧接着我又担任了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所以和班上同学的接触就少了许多。随着87年毕业分配的日益临近，我也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我当时的想法还是非常幼稚，我认为由于我的身分的改变，以总支副书记的身分去想学生处争取一些好的单位和留京指标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几乎天天往学生处跑，当时的处长郝彦同都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哪有书记自己来跑的。本来教师担任2年班主任就应该换了，而我自己也舍不得把班主任的职务辞掉，因为我觉得对这个班还是有些割舍不了的情结，以后想起来这是我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我既要以总支副书记的身分去向学生处要指标，又要平衡班里所有同学的需求，其实这就把我逼到了一个没有任何退路的墙角。当时的分配正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生硬的计划指标从上面下来以后是无法改动的。比如这个班里从九个边疆省份来的同学，必须至少每个省回去一个。为了争取尽量取消一些回边疆的指标，我和郝处长几乎翻了脸，比如不知为什么把当时还算工业发达的黑龙江也定为边疆省份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撼动不了如钢铁一般的国家计划。最可笑的是既然国家计划如此不可动摇，但是当许多同学拿着学校的派遣证去报到的时候，那个单位却说我们根本不要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分配到北京的同学都是后来自己找的单位。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要崩溃了，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压力不断地向我涌来，而我又没有任何办法解决，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整天到学生处去，把到外地去的同学的工作稍微调得好一点。而在班里我还要仔细斟酌谁去谁留。我最希望留下的王勇、段景华在万般无奈下不得不服从分配了。有些同学如汪志勇、陈力、杨剑锋、于水、肖云、冯成德、杜学霞、肖云等看到竞争如此激烈，也就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还有如夏雁青、李海燕是调换了省份，和男朋友一起去了外地。在山西必须回去一人，谁去谁留之间，我还是委屈了张文。以至于这个心结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临近派遣的最后时刻，我选择了逃跑，跑到香山去参加一个什么培训班。最后也没有送别任何一个同学，当时心情别提有多坏。
这次分配可以说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失败。如果我早一点辞去班主任的职务，让别人来协调同学的需求，我只是去争取指标，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结局。这个失败主要还是时代造成的，刚性的国家计划和官僚们的疏懒把这些国家的英才完全当作纸面的上数字，而当我要把这些数字落实到一个个我倾注了大量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身上时，谁去谁留实际上注定要导致这一场遗憾的离别。那一场分配决定了大部分人后来的人生历程，也决定我以后的生活道路。我曾经也想过从总支副书记慢慢爬上去，走官场这条路。但经历了这次伤痛以后，我在88年毅然辞去了这个毫无意义的官职，走上了我并不擅长的学术之路，那一年我34岁。这以后还有好几次可以出去当官的机会，我再也就没有动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官场就是人性的绞杀场。
四、后来的故事
87年你们毕业后不久，国家就进入了剧烈动荡时期。89年那风雨飘摇的日日夜夜，我再次见到不少班上的同学也在广场守夜。在枪声响起的第二天一大早，马彤带着女朋友来到我青年公寓的家，向我描述广场上惨景，我们登上青年公寓顶楼，看着整个北京城狼烟四起，如战场一般。以后陆续有同学来家里聊天。张琼华出国回来，几位同学聚了一次。96年我去哈尔滨开会受到王勇的热情接待。97年毕业十周年时见到了大部分同学，似乎我们又回到了刚入校那时的状态。段景华喝得大醉，以至被送到海淀医院打吊针。99年去四川开会，在旅馆见到冯成德，但是他的情况不是太好，冯成德没有表示出任何埋怨。我倒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可造之材，只是在班级和宿舍里遇到那么多强势的同学，把他的自信心毁灭得干干净净，使得他回到成都一直都没有缓过劲来。好在后来郑学峰帮了他一把，现在已经有一些起色。我还去过2次杭州，作为地主的徐斌和海燕的热情接待让我激动不已。02年后随着我的女儿去多伦多念书，我在那边住的时间很多。没想到马彤和张雅洁都离我不远，还经常见面。06年圣诞节马彤和张雅洁夫妇在我的多伦多家里过节，马彤的秉性依旧，那些不饶人的玩笑让人笑翻天。
在北京我和郑雪锋、宗金柱、孙东升和贾奋勇联系比较多，老郑的热心、柱子的诚恳、东升的稳重、贾弟的睿智都让我受益匪浅。西本和魏红霞都有过个别的交谈。有些人虽然不常见，但他们的行踪还是知道一些，如庄海鸥、刘树国、王义臣、赵忱、李沧海、李英海、李燕、初建华、刘郁菁、申惠敏、肖继发、还有在海外的姚毅，这些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已经处于如日中天的状态。去外地的同学见得不多，而时不时地也有人谈到他们如王勇、汪志勇、陈力、肖云、于水、杨剑峰、夏雁青、杜学霞，他们早已成了各个地方省市的大腕，一方诸侯。
不久前又遇到海外归来的郭爱华和高舒，同学多年不见再次相遇气氛非常热烈，毕业20年和10年前的氛围又不一样了，好像都到了不惑之年，隐蔽在心中的许多话都在酒醉的掩饰下纷纷吐了出来，但表达得既含蓄又直白，真是个个都成了高人。但是对这两位才女自愿留守家中的做法还是有点遗憾。我想她们以后还是会重出江湖，再现巾帼风采。还有一些毕业后杳无音信的同学比如朱方明，就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应该全球通缉。王卉也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久前在我的新家楼下被我迎面碰上才找到。当年班上的老大哥付兴志经历了人生一番炼狱般的洗礼后，如今已经成绩卓著，这也让我颇感欣慰。
这次83级毕业20周年准备在江南天堂杭州的大聚会，应该是一次同学友情的大回炉。多亏了徐斌和海燕的热切邀请，老郑、西本、柱子、东升、贾弟等人的有效组织，还有景华远在新疆不辞劳苦地征集稿件、投资编辑出书，好像这个班的行政系统又自发地运转起来了，效率之高令人称奇。
24年以前是这个班所有同学人生历史的拐点。离别20年以后，每人奔跑的路线和距离都有所不同，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所有的人都有了自己应得的成就，无论是事业的还是家庭的。这20年又是我们这个国家剧烈阵痛并且蓬勃向上的盛世。同学相聚之时个个都是笑意写在脸上，辛苦留在心中。我也像刚接任班主任一样，再一次审视这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当年的神情和音容又渐渐地回到了我的记忆中。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四年大学生活，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爱恨情仇都深深地刻在你们也刻在我的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