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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发布时间:2010-09-14
来源:校友

——参加修建京密运河片断回忆

杨星辰

 

接刘书凯同学电话,说母校及语文系今年十月份要校庆、系庆,让大家写些回忆之类的文章。大学五年是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成长阶段;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学生来讲,它简直就是人生的转折点,至今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和回忆。是的,母校人大及语文系,我们曾在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一号)和西郊校部各学习、生活过两年多。铁狮子胡同——那座前清遗留下来的深宅大院,那个曾发生过北洋军阀枪杀爱国学生、鲁迅先生为之悲痛地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地方;西郊校部——西门内那些前后排列,简朴的南、北五楼,是我们住宿吃饭的地方,那座绿柳翠杨掩映中的校图书馆,是我们经常借书和自习的精神殿堂,这些怎能不让我们留存于脑海之中?还有那些尊敬的师长:马畏安、王文凤、周红兴、周忠厚、闫焕东、陆贵山、朱伯华、李永祜、周文柏……还有本班28位相处五年、来自天南地北的男女同学……转瞬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长久和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我忘记他们。

 

但是,说实话,对这五年大学生活又不愿多想。因为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就发生在我们上学期间。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也给母校和广大师生带来极大伤痛。那时,除吴老外,其他德高望重的校领导郭影秋、胡锡奎、孙泱、杨之华等无一幸免,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给丑化得一塌糊涂;系领导何洛、马奇等,还有一些老师,也被贴了大字报甚至遭到批斗,受尽屈辱。而且,我们这些学生——被美其名曰“红卫兵小将”的,就是这场闹剧和悲剧的参与者、执行者和推波助澜者。严重的派性将广大师生撕裂成“新人大”与“三红”,长期的派性斗争造成了师生间、教师间、同学间可怕的隔膜。更令人痛惜的是,人大在武斗中还死去几个同学,其中王锡中就是我们班上的:这位个子高高、戴着眼镜,长在上海工人家庭,质朴、单纯得很的年轻人,正是在当时“献忠心”、“誓死捍卫”口号的召唤下,怀着一片痴情、满腔热血才失去宝贵生命的。像这些人和事虽然终生不会忘记,却不愿再去更多地回忆——因为它是刻骨铭心的伤痛,很不愿再去揭起和搅动它。我想,其他同学也会有这种感受的。不过,为完成书凯同学交给的任务,我就回忆一下参与修建京密运河的片断往事吧。

 

1965年,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逐渐绷紧,在全国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为了使大学生也能“接受教育”,可能也有解决人手不够的考虑吧,各高校都抽调大学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队。是年秋,北京市委任命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为京西苏家坨公社“四清”分团团长,人大也抽出很多师生赴苏家坨参加“四清”工作队;而当时的我们“文三”班却被分配到离校不远的海淀区四季青公社,我又被分配到东冉村供销社搞财贸“四清”。刚过两个月,就在我担心自己对财务、商业一窍不通,而这里的“美色”较多、“防美”任务较重时,上级又把我抽调到京密运河工地当工作队员去了。

 

原来,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加和工农业发展,城市供水日趋紧张。为此,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北京市委决定修建一条引水渠,调密云水库的水接济北京城区。这项工程就叫“京密引水工程”,也叫“京密运河”。它北从密云水库引水,南至海淀区青龙桥的红山口进入颐和园,与原有的水系相连通。此工程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赵凡主抓;从京郊农村抽调大批民工,以村为单位编成民工连(即民兵连)。四季青公社一些村子(大队)都派遣了民工连,我被安排到门头村大队民工连;同班陈秀竹同学也被派到工地,记得他在兰淀厂大队民工连。“文三”班只有我们二人参加了引水工地的“四清”运动,抽我去,我想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穿着还保留着农村风貌,可能吃得了工地的苦;但为什么抽陈秀竹,就搞不懂了,因为他是福建福州人,人如其名,长得清秀如竹似的,就不怕他不适应?我倒是很愿意到工地上,因为任务单一,工作在野外,又不必时时“防美”、怕“演变”。

 

我所在的门头村民工连住在北坞,施工地点在青龙桥镇的红山口下。早上我们从北坞到工地去干活,晚上再回到北坞住地休息,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干活时间长而且干的活很累。刚开始是挖土方。从颐和园西北角一直向红山口、国防大学方向延伸,每个民工连包一段河道开挖任务;挖土方那时没有机械化设备,完全是靠铁锹挖、铁齿刨,双肩往外挑土;要说有什么先进工具,就算是小胶轮车了:一人主推,一人或两人助推,前头还有一个人拉着绳子往上拽,此举称为“拉绊”。由于民工们都是年轻小伙子,有力气,又有朝气,加之工地大喇叭整天播送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运河沿线又红旗招展,一眼看不到头;那时全社会还有一种苦干实干的风气,所以尽管是在寒冬和早春季节施工,冷风嗖嗖,天寒地冻,人们却干劲十足,仅穿着单衣薄裤仍大汗淋漓。要说“工地上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真不为过。

 

提起民工的生活么,还可以。那时国民经济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况且像四季青公社这样的农村大多基础好、比较富裕,所以饭是吃得饱的,三天两头也能吃到肉。早晨上工,等快到红山口时,各个连队都要唱上三两支歌,如《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而下工时人们累了,而且天色已晚,就没有什么歌声了。记得各连队都有几块小黑板竖在工地,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革命口号等。工程总指挥部办了一份小报,叫《京密引水报》,刊载一些工程动态、领导指示、好人好事,发到各连队,我们都能看得到。至于看戏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事,一来受工地条件限制,二来为赶工期,不是搞突击,就是大会战。各连队把河底开挖完,还要挖河槽;河槽挖得有了模样,再修护坡。运河的河底、河槽都有一定深度、宽度,两边护坡也有统一的坡度,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要严格验收,一点马虎不得。那时人们的劳动热情和认真态度没个比,啥时候提起来我都直感动!

 

我在工地上驻连搞“四清”,门头村工作队从未与我联系过,也没有人管我们,只是去分团开过一两次会。可能认为农民工都是年轻人,“阶级敌人”极少,“阶级斗争”的表现也少;加之这里离工作分团和门头村又太远,所以把我们给“边缘化”了。刚开始,按上级要求,我还找民工聊一聊、谈谈话,根据“四清”要求搞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摸摸“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来看工地是“四清”运动“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民工们都是和我同龄的小伙子,没有“阶级敌人;他们干活累、我也累,所以我也就依着连队只顾“抓生产、促革命”,忙于抢工期、赶进度了。

 

在工地上每天我也参加劳动,有时装装车、装装土篮子,有时拉拉绊。装土、拉绊,相对轻松些,因为这些活有“弹性”,但也累得腰酸腿疼,汗水直淌。如果让我整天往河岸上推土、挑土,说实话也受不了。好在民工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也不把我当成壮劳力使唤;只要我不乱找他们的麻烦,他们随我的便。所以有一天邻队民工挖出一副尸骨,好像清朝的一位几品官,我可以去看半天热闹;有时我爬到小红山半山腰观看一番四下的风光,有时也去不远处的兰淀厂连队找陈秀竹同学聊聊天。

 

民工们都很吃苦耐劳、热情纯朴,日子一久我和大家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处得不错。有时民工间有点小摩擦,我就帮助调解调解。记得有个小青年总被别人捉弄,我给主持过公道,这个小青年直说我是好人。他在回击旁人的“攻击”时曾使用过一句“反击”的话:“你还能比棒子面棒?”我觉得很生动,就记了下来。民工连领导在动员会上告诫大伙儿:“明天出工,要消灭周仓(手拄工具不干活),消灭盐店老板(闲人),消灭“三条腿(总戳着铁锹不干活)!”我也觉得有趣,记了下来。这些民间俗语后来我都辑录进了《人文社科资料手册》中。要说我这个中文系学生当时发挥了什么专长,似乎没有,只记得曾编过一个顺口溜,可仿照《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曲调咏唱:“修建京密引水工程,要为首都建设立大功;放下小车就拉绊,操起铁锹就装土,学习王杰一心干革命!”(王杰,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全国正在向他学习。)此“溜”可能在黑板报上刊登过吧,后来还给一些同学玩笑式地哼唱过。

 

1966年春,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待“5·16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犹如潮水决堤,冲向全国各地。倾刻间,北京市委自身难保,高校兴起了“红卫兵”,人大也响起了“返校闹革命”呼声。于是,各个“四清”工作队散伙了,我和陈秀竹也回到了系里。此时人大派驻了工宣队,班上也照葫芦画瓢地成立了 “文革小组”。可能由于我是班上第一位预备党员,当时人们党的观念还强吧,于是就把我推出来当了组长。不久又说各级工作组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于是“文三”班的“文革小组”也被解散。再过几天,连工宣队也撤走了,学校群龙无首,陷入混乱状态;唯有派性在膨胀、在肆虐,迅速充斥整个校园。这时又兴起了“革命大串连”风,同学们巴不得游山玩水,便三五成群地结伴奔赴四面八方。我也不甘落后,与几位同学南下串连而去。

 

在京密运河工地时间不长,可能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吧,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而且比较正面。所以,毕业离校前我专门去看了已经完工、清水满渠的京密运河;后来两次赴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也常在空闲时出西门去青龙桥散步,看我昔日劳动过的老地方。每当我看到:在小红山下,一座水泥桥横跨在京密运河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是城内通往香山、到达苏家坨的必经之地;桥两边,修筑规整的运河河堤南连颐和园、北连怀柔的密云水库,水库的水正源源不断地输往颐和园、输往北京城。这时总想着像小孩子似地炫耀一下:这座桥是门头村民工连修建的,桥下的河道也是门头村民工连开挖的,我曾经参加过这里的劳动。由于在这项解决首都之“渴”的重要工程中也滴有我的汗水,自然有些欣慰、有些自豪,所以令我久久难忘,永存于人生记忆之中……

 

 

 

杨星辰(1944—),男,河南临颍人,1963196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曾任军工9246厂团工委副书记、宣传科副科长;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副总编;1983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先进新闻工作者。1993年调省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副院长、副书记。专业技术职务:编审。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独著、合作、主编出版《隐私与心病》(中央党校出版社)、《临颍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人权进步事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络世界与当代社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及编辑整理《人文社科资料手册》(内部准印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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